做為一位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知識份子，不容易在這個時代冷漠，也不應該冷漠。 做為一位關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學者，沒有政治上的權力，也沒有經濟上的影響 力，只能在斗室中用手指在電腦前敲出自己的情懷，期盼用理念來呼喚更多的共鳴。 生命雖是無常卻仍然有序，事後看來，因緣因果之間總有一定的規律。在面對 大環境方面，我與大多數的兩岸人民一樣，對於兩岸關係的認識與關懷重點，隨著 大時代的脈動而波動，慶幸沒有讓自己的思想與認知變得僵化。 在因果交錯循環中，重新認識因，也自然得出不同的果。在個體的經驗方面， 多年的學術累積與實務經驗所種下的因，在多年後成為推動兩岸統合工作的豐富理 論與實踐的基礎。我的青年歲月，看到的是“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愛國與 反共是當時的同義詞，也是我對當時兩岸關係的看法；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是那時 全台灣自我鞭策的座右銘，也是我們自我的期許。當兵兩年，我也站在馬祖南竿， 為戌守台灣本島安全盡一份光榮的義務。退伍後，在核能電廠擔任核能工程師的工 作，盡一份生產報國的責任。 1978年底的中美斷交，現在人們已經稱其為台美斷交了，我沒有選擇到當時的 介壽路，現在的凱達格蘭大道，去向美國來的克里斯多福丟雞蛋，而是選擇了人生 另外一個方向，準備投入外交領域，期盼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前途盡點心力。 1981年進了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同年也進入了“外交部”。在“外交部”總 共長達十二年的時間，曾派駐維也納、漢堡，後來又受命前往拉脫維亞首府里加擔 任開設總領事館之工作。在這十二年的“全工全讀”時間，也陸續完成了政治大學 政治研究所的政治學博士與德國漢堡大學社會暨哲學院的哲學博士。研究的領域包 括國際法，國際關係，歐洲研究，特別是德國問題與歐洲統合，因緣際會地，這些 知識都成為日後論述的基礎。 1987年起，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視，為兩岸關係開啟了新的一頁。1989年也是東 歐鉅變的一年，冷戰終於結束了，1990年，我在德國親自經歷了德國的統一，也在 1991年看到了象徵歐洲聯盟成立的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這個世界真的改變了。 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與外交經驗告訴我，如果兩岸關係不改善，台灣不容易有 一個可以完全參與的國際空間，兩岸關係遠遠重要於外交關係。政治學的基本知識 與個人經驗也告訴我，台獨是個必須付出極大代價的選擇，與大陸的和平相處，不 是一個選擇題，而是一個必選題。1992年，我從“外交部”商調至“陸委會”，參 與大陸政策研擬與政策撰寫工作。政府的第一份大陸政策白皮書（正式名稱為《台 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即由我負責起草撰寫。同一時期，我在政治大學外交研究 所擔任兼任教職工作，將多年累積的知識及實務經驗與學弟妹們分享。 冷戰結束前，台灣的戒嚴體制已走到了終點。在民主化道路上摸索的台灣，很 不幸地是用族群民粹、統獨鬥爭做為前進的推力。國共內戰體制所形成兩岸認同的 割裂、國際權力政治所帶來的外交零合博奕，並沒有被兩岸交流所消弭，反而成為 了民主化初期國民黨內部與朝野鬥爭的工具。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幾乎所有的大陸政策都是為了內部權力鬥爭需要所做的 安排與設計，而不是為了兩岸關係。我再一次面臨選擇，要留在官僚體系，做內部 建言，還是選擇到學術界，著書立說，傳播理念。前者看起來空間有限，後者雖然 影響力有限，但總是一份心意。 1995年承星雲大師之命，協助興辦佛光山所屬的南華大學。我的政府工作劃下 句點，開始了專職的學術工作，這是我從工程師轉到外交官後的第二次人生轉折。 1996年台灣進行第一場“總統”大選，星雲大師希望我多為陳履安先生幫些忙， 這也使我因緣際會地投入了這一場歷史性的選戰，從1995年秋起，擔任陳履安陣營 的政策總幹事。我還記得，為陳履安所準備的白皮書有關兩岸部分，就是主張“整 個中國”與兩岸成立“共同體”，這其實也是我多年的研究的心得，希望能夠透過 “總統”大選，讓理性與互利的兩岸關係論述能夠有效傳播。不過，理性的呼聲比 不過情緒性的渲染，當時的李登輝是東方不敗，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對手，他已經成 功地激發了台灣與大陸的對立，兩岸從同為中國人已經快速地往“我是台灣人”滑 動，北京對台北在國際組織的打壓、飛彈試射，都為李登輝催出一張張的選票。理 性的政策討論不僅沒有必要，甚而是多餘。李登輝輕鬆地贏得了那一次的選舉。 選戰結束，我繼續南華大學的建校工作。自1996年秋起，除了擔任南華大學亞 太研究所所長外，亦開始積極撰文立論，分別在國際關係、歐洲研究與兩岸關係方 面著手，在兩岸關係方面，從1998年到2003年間陸續地完成了《兩岸“主權”論》、 《兩岸統合論》、《全球化與兩岸統合》等三本書，完整地建構了兩岸關係的思想 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我提出“整個中國”、“第三主體”、“重疊認同”、“兩 岸統合”、“兩岸治理”、“兩岸三席”等概念。 2003年秋天是人生的再一個轉換，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給了我一個可以在最高學 府任教的榮譽，這也等於給了我一個可以再次以實際行動關懷整個社會的機會。 2004年3月的“總統”大選，兩顆子彈疑雲，使全台灣的對立拉高到極點，在抗 爭無效後，泛藍內部當時的士氣是一片低迷。這個時候，黃光國與謝大寧兩位教授 找到我，共同籌組“民主行動聯盟”，期盼以實際行動引導台灣不要迷失。 黃光國教授為何會找上我，他日後告知，在他看來，台灣所有問題都源於兩岸 關係無法妥善處理與解決，要讓台灣的民主正常化，必須以妥善處理兩岸關係為前 提，否則民粹終究亡台。據他打聽，我對兩岸關係有研究，也讀了我的一些書，希 望能夠共同努力。 就這樣，我與這位以前只聞其名的學術前輩，以及後來成為莫逆之交的謝大寧 教授，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台灣的街頭出現，凝聚我們的是相同的認知： 兩岸關係必須和平發展。一直到2008年，我們所有的政治社會運動均以此為目標。 因為缺少道德正當性，陳水扁即使在2004年當選，但卻面臨內外的挑戰。面對 內部的抗爭，陳水扁以他的意志戰勝了國民黨的政黨領袖，中止了抗爭活動；面對 外部的質疑，高達6108億軍購成為陳水扁向美國尋求支持的一個手段。在這一個時 間點，我們決定推出反6108的運動，由我擔任“反6108軍購聯盟”總召集人，舉辦 萬人遊行、撰文呼籲、結合意見領袖、創造輿論壓力，以阻止兩岸陷入軍備競賽而 帶來的可能軍事衝突。我們的邏輯很簡單，要討論是否軍購，必須先確定台灣的整 體國防政策，要確定國防政策，必先確定兩岸關係的定位。民進黨政府一直拒絕與 我們對話，不過，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支持下，包括愛國者三型飛彈、PC反潛機與 柴油潛艦一直無法在“立法院”通過。 2005年國、民兩黨聯手推動“修憲”。當時“修憲”內容有兩大要點，一是準 備採行有利大黨的日本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一是公投入憲。有感於如果“修憲”通 過，在政治結構上，台灣以後很難有弱勢政黨存在，政局將為兩大政黨把持；在憲 政意義上，以後的任何“修憲”均將經過全民公投，這樣的“修憲”已經隱含了一 個深層的“憲法”危機，即“法理台獨（或獨台）入憲”，而會為兩岸帶來不必要 的猜忌與危機。我當時即以“民主行動聯盟”總召集人身分，邀集台灣重要的法政 學者、意見領袖等共同籌組“張亞中等150人聯盟”（因“中央選舉委員會”不准以 “民主行動聯盟”名稱參選）參與任務型國大選舉，不過，在國民兩黨聯合夾擊下， 終至功敗垂成，並為此欠下千萬餘元之債務，迄今仍在籌錢還債中。 2006年台灣社會再起動蕩，陳水扁因貪腐事蹟敗露，行為愈來愈激烈，烽火外 交、衝撞外交相繼出爐。為防止陳水扁利用民粹走向台獨來掩護其貪腐，“民主行 動聯盟”在6月間即率先在中正紀念堂舉辦“民主夜市”活動，每晚舉行演講，呼籲 全民唾棄陳水扁，後來並促成原屬綠營的施明德主導百萬人倒扁運動。在整個反貪 腐過程中，“民主行動聯盟”以中正紀念堂為據點，與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紅衫軍相 互輝映，共同經歷了這場歷史行動。我們還以中華文化的民間公義信仰來推動反貪 腐運動，分別在嘉義“借關刀”、台南“告城隍”、新竹“請義民”、台北“送瘟 神”等良心活動。不過，在政府與司法刻意打壓下，我卻遭速審速決，成為整個百 萬人民反貪腐運動中唯一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被判刑的受害者。 2007-8年民進黨在劣勢下孤注一擲，推動“入聯公投”，國民黨也放棄原則， 亦跟進主張“返聯公投”。為避免民進黨借公投製造法理台獨，防止因公投通過而 引發兩岸衝突，我與民主行動聯盟的朋友們，再次積極推動“反對入聯公投”與 “反對返聯公投”運動，在多方的努力下，有愈來愈多的泛藍菁英也開始呼籲杯葛 這個完全不理性的民粹公投，終於成功瓦解民進黨操弄公投的技倆，解除兩岸一場 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衝突引信。 2008年5月國民黨重獲執政，為了慶祝新政府的上任，台灣大學特別舉辦“台 大對新政府的期許”研討會，我負責撰寫兩岸與“外交部”分，以“外交與兩岸的 互動：進取性的藍海戰略”為名，提出了“不挑戰民族主義與‘一個中國’、從 ‘一中各表’過度到‘一中同表’、相關事務成立共同體、建立全球華人公民社會” 四個觀點。《中國評論》隨後在6月號刊登了這篇國是建言。這篇建言包括了我長期 主張的“整個中國”、“統合共同體”、“一中同表”等概念。 馬英九執政以後，一個新的兩岸關係階段重新開始，但是從李登輝開始形塑的 兩岸關係深層結構並沒有動搖。民進黨的台獨路線雖然已經挫敗，但是變形為“台 灣主體性”訴求的“台獨”或“獨台”主張卻仍是方興未艾，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的 認同並沒有因馬英九執政而增加，反而有更加斷裂之趨勢。兩大主要政黨思考與宣 揚的是如何強化台灣的主體性，卻排斥兩岸共有主體性的可能。馬英九在這個問題 上的表現也有些左支右絀，無法提一套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論述，致使兩岸大方向不 明確。執政的國民黨仍然擁抱1992年的“一中各表”或“九二共識”，全然不去理 會國際、東亞、兩岸、中國大陸、台灣內部都已經有了新的改變，那近二十年前的 東西，如何能夠成為新時代的論述？ 2008年10月，本人在《中國評論》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一文， 這也是我有計劃將兩岸關係的理念與論述向海內外華人介紹的第一篇。這次我以 “動態的寫作方式”構思與撰寫，即雖然我也已有整套的架構，應該也可以在最短 時間內完成，但是仍然希望隨著時間的進程，一邊有計劃的撰寫、一邊隨時與其它 先進討論做補充修正，一邊觀察時事做論述的佐證。 做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透過《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的草擬，把兩岸應該 如何看待一個中國，如何定位兩岸的政治關係，兩岸未來發展應宜採行甚麼樣的路 徑做了一個全面但是簡潔的交待。這個具有個法律意涵的和平協定草案，其精神包 括三點：第一、兩岸均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第二、兩岸以平等的憲政秩序主體對 待，第三、在相關議題上，兩岸可以共同體的方式共同治理。 至於未來和平協定的性質，我認為它應該是一個政治性宣示與承諾的法律性文 件，屬於未來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性文件，因此，以《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為 名。 2008年底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時，發表了胡六點的談話。 三十年前，中共對我來說，是一個與“中華民國”水火不容的政權，當時的《告台 灣同胞書》是一個既陌生又有敵意的統戰喊話，但是三十年後，我已經成為如何解 讀胡六點精神、嘗試為兩岸的共同利益找尋可以啟動交集的學者。大時代的背景、 中國大陸以及我本人都有了改變。 胡六點陳述了未來兩岸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上可以推動的原則與 立場，展現了希望兩岸關係能夠持續和平發展的期望。胡六點反覆陳述一個中國原 則的重要，但是對於兩岸合理的政治定位為何，卻沒有著墨。是在等待台北的呼籲？ 還是準備在談判中定調？沒有人知道。 台北方面一直沒有對胡六點做出回應，兩岸的政治性協商也沒有啟動的跡象。 做為一位憂心兩岸關係的學者，再次看到了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2009年春假前後， 我與昔日的夥伴黃光國教授、謝大寧教授多次商討，決定再度邀集台灣內部學術菁 英，共組“兩岸統合學會”，以期結合海內外知識社群，共同為促進兩岸和平、推 動民族統一而努力。 大概是在2009年1月中旬，鳳凰衛視的節目製作人告訴我，在香港的邱震海先生 看到了我所發表的《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覺得很有意義，特別邀請我與北京 研究兩岸關係的資深學者許世銓先生透過衛星，三人分別在香港、台北與北京、透 過香港“震海聽風錄”節目，就兩岸和平協定事進行對話。 這一次的空中對話，以及《中國評論》刊登一連串學者的意見與網路上的看法， 讓我更清楚與確認地了解北京對於我所撰《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的疑慮在哪裡， 因而覺得有必要早一點完成一篇有關兩岸與中國之間法律關係的文章。 2009年3月，在《中國評論》上發表〈論兩岸與中國的關係〉一文，是一篇嚴謹 的理論論述。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整個）中國（政府）”、“中華民國” （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等三個在法律上存在的主體的概念，並 探討兩岸與（整個）中國之間的法律定位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兩岸之間的法政定 位關係。西德為了要處理東西德之間的法政定位問題，整個學術界投入非常大的關 注，特別是在西德總理布朗德於1969年提出東進政策，尋求與蘇聯與東德和解時， 西德法學界更是為布朗德所主張的“承認東德是個國家，但不是外國”尋求理論的 支撐與解釋，從1969年到1972年東西德基礎條約簽署前，相關的學術期刊不下一千 多篇。反觀，兩岸在討論政治定位時，仍多陷於政策性的主張，而缺乏理論性的探 討。在這一方面，西德法學界的精神是值得兩岸學習的。 因為長期觀察東西德問題，我曾經撰寫過《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 這也是華人社會迄今唯一一本從國際法與憲法的角度來討論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問題 的專書。〈論兩岸與中國的關係〉一文，是以西德學者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理論做基 礎，用以分析兩岸與中國，以及兩岸之間的法律定位。知識之間總是有共通性，雖 然東西德分裂原因與兩岸不同，但是在學理的應用上還是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